最終的解決方案，是在多方努力下達成的。
我遠在外地的舅舅被學校聯系上，匆匆趕了過來。
他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，不善言辭。
在派出所，他看到了我媽傷人的監控錄像，在網上，也看到了那些鋪天蓋地的討論。
他沉默地抽了半包煙，最后，代表家屬同意了把我媽送到精神病院做長期治療。
這對我，對她，對所有關心我的人來說，都是唯一正確的選擇。
送她去療養院的那天，我去了。
療養院在郊區，環境很安靜。
我隔著白色的鐵門，看著她被兩名護士攙扶著往里走。
她沒有再咆哮，也沒有再咒罵，只是在走進那棟白色大樓前，回過頭，隔著很遠的距離，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很復雜。
有怨恨，有不甘，有憤怒，但更多的是一種被全世界拋棄的恐懼。
在那一刻，我心中所有對她的恨，都化為了一聲嘆息。
她既是我的加害者，也是一個被生活和偏執所困的精神病人。
我獨自一人，站在療養院門口的陽光下。
秋日的陽光，溫暖而不熾熱，照在身上，有一種熨帖的舒適感。
我的右耳，傷口已經完全愈合，結了一層薄薄的痂，雖然醫生說，這道疤痕和輕微的聽力損傷將會伴隨我一生，但它已經不再疼痛了。
我的心中，不再只有恐懼，還有希望和勇氣，還有那些支持我的人給予我的、溫暖的力量。
我掏出手機，看到班級群里林曉發來的消息：“念念，我們晚上去吃火鍋吧，給你慶祝！”
我回復道：“好。”
我的世界，從這一刻起，才真正迎來了破曉。